问：泰迪爵士，担任IASB主席期间，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有什么遗憾？
戴维•泰迪：最大的挑战就是让法国人改变。记得欧盟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对我说，欧盟委员会无法接受金融工具准则，除非ＩＡＳＢ能和法国人达成一致。可是法国人并不想要这个准则。他建议我妥协。我的回答是：不能妥协。其实，IASB的工作中一直都有很多争执。
我们希望中国加入进来，因为IFRS监督委员会现在只包括日本、欧洲和美国，日美不用IFRS，欧洲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会影响到别人，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麻烦。我们希望更多国家加入监督委员会。只有这样，ＩＡＳＢ才能有独立性，才能没有政治的干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中国加入IFRS监督委员会来发挥作用。这就是政治的斗争。所以，我很高兴汉斯已经做过政治家了。
目前，有些技术问题没有解决，有些准则也需要改变。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有些准则还没有完成，如所得税会计准则。这是美国的准则，很不合理，因为公司可以利用它来掩盖利润，我们对此却无能为力。我很想把它废除，但已经没机会了。这就是我的遗憾。这是技术上的遗憾，也是政治上的遗憾。我很高兴汉斯能够接任我。
汉斯•胡格沃斯特：我保证会用自己的政治技能来确保会计准则制定尽量是非政治性的。会计准则制定不应有任何政治因素的干扰。它就该真实地反映经济的实质。这是我的主要动机：帮助世界前进，在经济方面取得进展。这也是我做政治家的主要目的—— —做实事。
问：过去10年中，IFRS得到迅速完善。未来IFRS还会不会有重要的变化？
汉斯•胡格沃斯特：这个问题非常好，但回答起来却不容易。在戴维爵士的领导下，IASB在过去10年中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实，当戴维爵士问我愿不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的时候，我就问他：“是不是已经没有什么工作了？这会让我比较轻松。”当然，这是不太可能的。但现在也有一种情况让我疑惑：就是不想再改变准则的人总会跑来要求变更某条准则，比如农业会计、外汇核算等，我们就进行调整。所以，很可能提出改变准则请求的人和希望别再改变的人是同一批人。当然，我们确实希望提供比较稳定的环境，让我们在未来不会那么忙。
问：请解释下如何在保证金融稳定的情况下真实反映经济交易？
汉斯•胡格沃斯特：这个问题也很好。实际上，这也是金融危机咨询小组希望回答的问题。公允价值会计的批评者认为：市场疯狂了，一开始价格太高，后来急剧下跌得太低，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造成了巨大的波动，银行就出现了问题。这个说法在某些地区非常流行，特别是在法国。但实际上，金融危机的真实原因是银行的资本金严重不足。比如正常的制造业公司，一般拥有40%到50%的权益比重。当然，也很难说是资产负债表上的权益太少才使整个公司或者行业不复存在。但大部分欧美银行连10%甚至5%的权益都没有，只有1%或者更低的权益比重，甚至是负权益。那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他们都无一例外地遭遇了巨大的问题，就不奇怪了。非常有意思的是，亚洲没有银行陷入危机，这是因为它们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3.20 0.00%]危机中学会了自保。它们有足够的资本金来度过这场大的暴风雨。
实际上，公允价值会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非常小。金融危机中的大部分损失是发生在传统贷款方面。虽然公允价值有一点点夸张的作用，但对传统银行账簿上的损失低估，其实也弥补了银行的损失。可以说，在银行的损失中，公允价值发挥了非常小的作用，真正的问题主要是金融机构甚至金融行业的资本金不足。当然，有这种说法也不是偶然的。公允价值的主要评判者就是监管银行的人。我相信，银行监管者本身的工作也有不到位的地方。
来源：中国会计报
